计量是人类认识世界和理解自己的工具，标准是人类交流互通和建立秩序的方式。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关系简单，计量和标准主要是基于习惯而自然演化和不断发展的，具有明显的自生性。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生产关系高度复杂，传统习惯已无法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求，计量和标准越来越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建构性。这一时期，国家计量机构、国家标准机构以及国际计量局(BIPM)、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组织成为计量和标准社会建构的重要主体，计量法和标准化法为计量和标准的社会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此，计量和标准成为一种人类自觉性的活动，二者也承载着人类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表达为计量的科学精神和标准的民主价值。
计量的"精益求精”
古时，中国人通过“立竿测影”来测量一天中不同的时间。在英国，以国王指关节长度为一英寸，脚长为一英尺。那时的计量还具有浓厚的“探索自然”和专制皇权的色彩。数字的使用是现代科学与传统“探索自然”的分界线。计量将浑然一体的事物进行量化，并用数字精确地表达其内在属性。科学的目的是揭示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和本质属性。天文时是通过利用地球自转、地球绕太阳轨道运动和月球绕地球轨道运动的自然规律来计算时间的，原子时则是利用微观物理世界中的原子、能量状态和量子运动所产生的频率来计算时间。
科学还应对客观规律进行总结和归纳，形成便于传授的知识。计量单位的科学内涵和科学原理成为现代物理教科书和化学教科书的基本知识。但是，科学不会满足于接近近似值，科学家会穷尽一切可能追求十分精准，这与计量“精益求精”的理念是一致的。几乎所有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必定是精密测量的回报，正如阿尔伯特·迈克尔逊所说：“人类未来的发现必须在小数点第六位以后寻找。”
科学共同体是科学活动的主体，世界主要国家都设立了国家计量院专门从事计量科学研究工作。由计量科学共同体延伸至测量技术应用层面也形成了职业群体和法定资格，如我国的注册计量师、日本《计量法》中的计量士、丹麦《计量法》中的计量员。所以说，计量是一种科学活动，从计量科学研究到测量技术应用都体现了人类对科学精神的追求。
标准的“协商一致”
标准是“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通过“协商一致”(consensus)制定的规范。通常，利益相关方通过技术委员会参与标准的制定活动。标准制定组织的章程和各国标准化立法均要求技术委员会要由广大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以充分体现代表性。技术委员会制定标准的程序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标准制定过程的公开、开放、透明、平等、无歧视和可申诉等规则彰显了标准的程序正义，通过这一民主化过程制定的标准也应最大程度地反映利益相关方的诉求。现代立法对标准化活动的这一民主机制和程序正义予以保障，排斥一部分利益相关方参与标准制定过程可能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反垄断法的这一规定旨在制止和惩罚标准化活动中的“专制”和“独裁”。
利益相关方制定标准的内在机制是协商一致，并不是完全一致，这深刻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理念。协商民主强调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通过普通公民的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标准制定过程恰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协商一致达致共识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协商民主就不会产生真正的标准。
具体来看，国家标准的民主性还体现在，国家标准并不是由政府主导制定，而是来源于民间的协商一致性标准。在美国，美国国家标准机构(ANSI)通过特定程序将符合特定条件的团体标准转换为美国的国家标准。美国国家标准的这一生成机制旨在使国家标准最大程度地反映民间大众的利益诉求，是民主之“公意”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