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八项规定 办婚丧宴位居前三

　　5析因：民风惯例对官员违规有影响

　　民俗是干部行为的基础，但要保证干部杜绝违规行为需要有制度保障。

　　即使舆论认为对违规官员的处罚力度偏低，但当下的整治力度也影响其政治前途，如此只为子女办一场婚宴，到底为哪般？

　　“领导干部仍然存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这更多与整体社会风气有关，领导干部只是因为社会交往圈子更广，很多时候抹不开面子，不得不办。”苏明称。但他也直言，送礼者所看中的并非“风俗”和“人情”，而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希望“投之以桃”，改日能被“报之以李”。因此，中央要对此类事件杜渐防微，旨在从源头上防腐。

　　对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官员大操大办屡禁不止，有传统文化在发生作用的因素。他表示，在中国，办婚宴、寿宴等各种喜庆事宜是一个习俗，国人视为大事，所以当官员有了权力和经济实力后，都想通过大办来显示自己的体面，光宗耀祖，这是中国文化沉积的结果。同时官场上人情往来也是一个惯例。

　　按照专家的看法，民风惯例对于官员违规有一定影响。京华时报记者在广东佛山的见闻，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说法。

　　“借婚丧喜庆收红包敛财，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佛山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彭德志对此颇有信心，“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借用婚丧嫁娶敛财的情况，佛山未抓到一例违规者。”

　　究其原因，彭德志断言“这与当地民俗有关”，据介绍，佛山人务实，送红包实际上是礼尚往来，送了还要还回去，干脆就不送了省了这个麻烦。

　　几位佛山当地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说，办酒席“别人愿意来就是给面子，我请你吃饭还收钱，没这样的”。

　　彭德志介绍，起初佛山也有收红包的习俗，但所谓收只是从送来的钱当中收2块、5块，剩下的退还，“这样一来，还要找零，太麻烦，就干脆接过红包折个角返回客人手中，算是心领收过。”

　　民俗果真会影响案发率？彭德志举反例佐证：“粤港一带过年有项习俗会派利是，讨吉利，这个利是可能不多，就几块钱，不求大小只求意头，但有这样的民风在就会有人借用这个机会，比如老板就派给干部大利是。”

　　彭德志称，民俗是干部行为的基础，但要保证干部杜绝违规行为需要有制度保障。比如，针对派利是的情况，佛山市纪检部门设廉政账户，处理无法返回的红包，干部可以把不好退的钱存入廉政账户，留下底单，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证据存根。对这些钱，纪检部门会定期打报告并交给市财政局。彭德志也透露，廉政账户户头上目前金额“不少”，但数目不便公布。

　　6难题：情与法之间存自由裁量问题

　　到了这个位置，你手上有公权力，你就应当接受群众的监督，你的空间自然就会变小，跟明星是一个道理。

　　在采访中，有基层公务员表示，不随红包有精神、不办婚宴有理由，“整个人轻松啦！”但有人也表示有抵触情绪。

　　一名佛山乡镇公务员表示，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一些标准不一定合理。“像2500元一桌的标准，在南海一些镇街还好，但在桂城这样的中心区，这一标准内的宴席难找。”

　　对于一些“抱怨”，佛山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一名纪检监察员表示，确实遇到过一些不被理解的情况，但他仍认为，虽然宴请上报干涉到私人生活，但作为干部，理应接受监督。“到了这个位置，你手上有公权力，你就应当接受群众的监督，你的空间自然就会变小，跟明星是一个道理。”

　　陆群和同事在工作中，也时常感受到，对于操办婚丧嫁娶事宜的问题，一些干部抵触情绪比较大。其中不排除一些规定“过于死板，不好操作，有悖初衷”。陆群举例称，某领导儿子结婚，制度应该防止的是该领导利用职务影响借机敛财。如果其下属或工作对象、其他特定关系人都没参加，而其儿子和儿媳的亲友特别多，突破了所谓桌数，查处就有阻力，且依据不足。

　　对此，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出台八项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但当前有些地方和单位在对八项规定的执行层层加码，不断细化，把不该入微的也强行入微，以致出现执行中的偏差和认识上的误解。

　　接受采访的多名纪检工作人员均表示，情与法之间如何明察，确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这恰恰是一线纪检人员面对的难题。

　　“我们深知婚丧喜庆都是各家大事，只要当事人不刻意大操大办，没有借机敛财的动机和事实，一般都不会查处。纪检干部也是人，并不想在干部家中碰到婚姻大事时去扫兴，碰到丧事时去增加别人的悲痛。”陆群表示，规范这类行为的目的在于教育干部带头移风易俗，不在于查处。但当事人作为党员干部，应自觉遵守纪律，做好表率，顶风违纪被查也怨不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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